长聊｜导演许慧晶：体育是社会、是人以及轮回

2022-05-09 特别策划懒小熊

「长聊」是一个新栏目，在2022年跟一些征途者、失败者、以及在一个领域内不断做出一番成绩的人，可能是创业、企业家，也可能是导演、制片人，也可能是木匠、花匠等。他们是社会里的人，跟体育或多或少都有关联，所以值得「长聊」。「长聊」分为：1.不止一次地聊，要长时间地聊；2.要把话题的维度拉长。

“正经地聊，还是随便聊聊。”

1月6日，《棒！少年》的导演许慧晶到北京，然后这样问我。在此之前，我们约过几次，要么在上海因为他的拍片，要么在北京因为疫情几次都不凑巧。我们之所以要见面，是因为希望可以有一次深度交谈。当然，话题也可以不是体育的，而是他最擅长的领域：社会。

许慧晶，1984年生人，广州美院毕业，从大二开始拍摄纪录片，到拿到赞助拍摄的《妈妈的村庄》、中间在《凤凰卫视》做了三年的社会记者以及后来拍摄《棒！少年》的成功，他的领域都是“社会”这片土壤。

我们在一个不太正经的小饭店会面，我到达时，他跟一位留着长发的男士正在喝啤酒。那个男士比我们小几岁，从发型与气质来看应该属于许慧晶所在的影视圈。但一介绍却不是，他来自一家地产公司，只不过属于这家地产公司的影视部门，恰好在投资许慧晶正在拍摄一年多了的新电影（电影暂未拍摄完毕）。

跟其他场合一样，许慧晶总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话不多，就跟他的工作一样总是以镜头的视角来看这个饭桌、啤酒以及更嘈杂的世界。偶尔，他会出去抽烟。

“你不能拿选题全世界（去）找钱，你不能拿梦想当饭吃。”抽烟的许慧晶说：“《棒！少年》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不用再到处找钱了，拿着选题到处找钱的方式不可持续。”

的确，过去一年多，在微信上，每次交流他都来自不同地方：内蒙古、上海、广州、北京等。即使在疫情之下，他仍然有拍摄不完的活儿。这是他满意的状态，但又不仅如此。当我们俩换一个地点继续交流时，我才发现另一个许慧晶，“话”很多，不同于纪录片表达的那种语言。

许慧晶对我说，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说：“你带来一个鸡蛋的故事，大家只能看到一个事实；但你若带来一个破壳而出的鸡的故事，这就是关于生命的故事。”

这位来自山西洪洞的年轻导演还聊到了留守儿童、成长、体育的选择以及自己如何从事纪录片这个事业等。为了更好地还原本真的对话，而不干扰大家来认识许慧晶，我采取了一种“长聊”的对话方式。

尽管很长，但希望能够带你抵达的是远方。

长聊｜导演许慧晶：体育是社会、是人以及轮回

▲许慧晶导演拍摄《棒！少年》制作组。

体育电影是空缺，可以把人与社会连接起来

韩牧：你对这些体育电影怎么看？

许慧晶：今天的体育电影可行性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在纪录电影这一块，因为它以前在国内感觉还是一个空缺。但它也可能是，体育端或者说是某一个体育项目，因为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韩牧：具体是什么样的载体？

许慧晶：他从这种形态上来说，可能去讲人还是比较有利的。

但如果从形式上来说，我们去让它扩展到那种形式感很强的内容上，他有点撑不住。

做人物的话是因为体育本身它竞技性很强，然后它的矛盾冲突会很集中，它在一个时间段内还有赛事做一个背景，还有这个人物在一个时间段内的这种巨大压力扛下来。

韩牧：这种压力之下会有很大的张力。

许慧晶：其实就是它的事件性跟故事性会很强。

你只要是把人物的这一端，然后跟社会的这种一起的连接把它做好了。

韩牧：这个连接已经发生，最近两年这种片子好像集体性地爆发出来，包括我跟《雄狮少年》制片人程海明也在聊，他说舞狮也属于体育。那么，这种题材就很宽泛了，而且出来的影视剧也不少。为什么大家突然喜欢拍体育题材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许慧晶：我觉得体育可能是讲述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就是牵涉到体育这一块，它都会有一些你的影片制作端的端口，制作端这一块背后都有投资方，意味着你的片子得要在国内的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力与收益可能性。那么，你需要上院线或者其他方面的诉求也会比较多。

但是，这种诉求它也会带来一种可能性，它可能是来源于不管是品牌也好，或者说某些什么样的需求，它肯定是一个市场跟你的表达找到结合的一个东西。这个作品不是单纯的我要去记录某个人、某个时代或者说怎么样，它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种形态。

当然，这种综合形态也会跟我们现在的独立影像，所面临的困境有关系。因为大家也会去做一些尝试，你在做的时候，它始终建立在基于表达的可能性基础之上。你如何跟观众去产生更多的交流以及如何能触达更多大众。

这里面它就有一个载体，你是用什么样的载体去表达你想说的东西，然后如何让大众去产生关联。对体育而言，它天然具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因为这它是一个大众化的基础，你说什么大家都能看懂、听懂，也知道这里面它大概会面临一些什么难题。

体育可能不需要经过二次消化，然后它们可以承载更多的东西，而这些素材它跟大众离得更近一些（不像有一些题材）。当然，体育里面也有比较偏的体育项目，像我们拍的棒球也好，或者说最近上映的冰球也好（1月7日《冰上时刻》上映），它其实都是小圈子，但是不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圈子，它始终的核心都是围绕着“人”。

韩牧：有了人，就有起伏、矛盾与冲突。

许慧晶：是的。其实，很多人都是从边缘出来的。

我都是从底层出来的，是比较草根。你说从中产或者说更高的阶层出来的做体育的也不太多，但是也会有。对，但是我觉得体育里面其实也是分层的，有经营群体的体育项目，有中产的，有普通人的，有底层的。

韩牧：2013年，我去贵州采访邹市明，看到那么多小孩都在圈圈里面练拳击，看上去都是家里条件比较一般的家庭。对他们来说，体育就是改变命运。所以，体育承载的东西还很多。

许慧晶：因为体育在中国本身它有一种被误解的特殊性，就像我们那会儿，因为我们当时考美院（广州美院）的时候，大家都是体育叫什么特长生，在特长生里面它就有体育、美术、音乐对吧？

但是，这些还是要有天赋，特别是体育在某些方面要求是比较高。

韩牧：你原来是学美术的，张艺谋、顾长卫还有你的老乡贾樟柯都是学美术出身然后转型导演的。美术跟导演看上去有一种很自然的可能性。

许慧晶：对，都是在创造，都是一种表达方式。我在上美院那会儿，也是当代艺术比较火的黄金时期。那会儿的话大家都觉得架上已经不是前卫的艺术形式了，因为当时我们学的是新媒体，对新媒体接触的都是这样，这种录像、互动艺术、互动装置等等，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创作的时候就不是在架子上了，我们就通过影像的方式来进行创作，就拍录像做互动装置这些。

韩牧：你当时画画的时候就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方式，这其实也是一个镜头记录。

许慧晶：对社会的一个记录，你慢慢你发现有这么一个更便捷的东西，然后它是就像油画似的，就像一个画板似的，然后只不过你是通过一个影像的方式而已。

接触电影，就认定了可以做一辈子

韩牧：你第一个片子是什么？

许慧晶：第一个片子是叫一个《天桥》的短片，然后那会我还在上大二，我们开了影像课程，然后就想实验一下。

那时候拍的是我们学校，我是2004届，当时我们学校它有一个生活区跟大学区要建一个天桥。然后我就拍建设天桥那个过程，暑假我没回去就拍了这个作品。

那会儿获得了大家对我一些小的认可。觉得做这个事情好像还行。

韩牧：找到感觉最重要。

许慧晶：在大二我还在找方向。那会儿拍完《天桥》之后，我是把学费花了，然后花了5000块钱买了一个DV。当时买的水货，一个日本牌子的。

之后，有了这个DV，还参加了深圳一个DV大赛获得了第二名，当时给我颁奖的中央电视台一位领导，他给了我一些鼓励。其实，人还是要靠鼓励，不停地有这样的小的方面的认可，而且很巧合，这次奖金也是5000元。

韩牧：然后拿到奖金，就把学费交了。

许慧晶：对。然后中间2007年的时候就上大三。大三我就修了一年学，然后跟一个当代艺术家，到中俄边境拍了一个偏实验的一个片子。

然后也赚了一些学费，又回到学校（继续上学）。

韩牧：什么时候开始认定把纪录片这个事情可以长久做下去？

许慧晶：我觉得怎么说它（纪录片）会离我比较近，嗯嗯嗯。另外可能我也是从底层出来的，所以一开始更多的是一种表达欲望。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拍摄的群体都是边缘群体。我大学上5年，其中4年时间都是在一个难民营里面待着，但是建大学城（广州大学城，2004年8月底一期高校学生入驻，地点为小谷围岛）的时候，有一帮村民住院子，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

其实，我有好多大学时间是在那里度过，都很有意思，每天跟他们在一块，然后在江边捞鱼。

韩牧：这种事很幸福，你那么早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许慧晶：就像你说的，也是在一个寻找的过程。

我是2009年毕业，然后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外部资金的资助，我的《妈妈的村庄》拿到一批赞助，其实不算多，但那会儿算不少了。

长聊｜导演许慧晶：体育是社会、是人以及轮回

▲《妈妈的村庄》是许慧晶获得了8万元的赞助，关注的题材仍然是“社会”。

韩牧：能够把这个事情继续做下去，确实需要外部的力量。

许慧晶：那会儿也不入职，大学毕业有好几年都是自由职业、然后乱跑、跑了好几年。我是2013年进的《凤凰卫视》，然后2016年离开。这三年一直在做纪录片，《凤凰卫视》主要是做专题性的，当时有一档节目叫《社会能见度》，主要还是在做边缘群体。

后来这个栏目撤了，改做《凤凰大视野》，然后我主要去非洲，拍维和警察等社会性的话题。

韩牧：怪不得你对社会题材那么感兴趣，你的经历都跟“社会”有关。你是一种很社会的表达方式与视野。

许慧晶：它给你带来的是一种你可以比较立体来看待“社会”，它层次很丰富，它不是信息茧房那种东西，你可以看到不同人的生活方式。有底层的，有不同身份，有警察……他会有一个相对比较立体的视野。

韩牧：都是一个需要更长期的跟踪。

许慧晶：对，在做的时候，我们同步长片也在做，只是说时间会拉的比较长，因为我一个片子做了将近五六年封片子，不太好讲。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也是在不停找选题，就是说你再找一下选题的时候，你如何去促成让它对落地。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你你还是要有一定的投资你才能做，要不然你就很困难，你不可能是靠家里，他不像那会你上学或者说刚毕业，然后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成本去做事。到了一定年龄段，就不只是时间成本的问题，是和时间在赛跑，需要一个良性的循环。

这也是一直在解决的问题，到了“棒！少年”的时候感觉好像找到了一种方法，就是一种可能性：一个就是说你如何去形成一个良性的方式，然后这种良性的方式，你如何去从题材呈现表达各个层面，让它形成有一个可持续的方式。

《棒！少年》最早是拍广州的一个足球队

韩牧：当时《棒！少年》立项的时候也有投资吧？

许慧晶：对。它就是一个启动资金，然后就你要看后面怎么做。就是说你做完这个东西之后，你后面还能不能继续做，这是所有类似的文化公司都面临的问题。

韩牧：你在拍《棒！少年》这个片子两年多的过程中，一开始是不是也会有过怀疑还是一直都很坚定？

许慧晶：我们当时在寻找合作的时候，其实前期拍摄都快差不多了。爱奇艺介入进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就差美国的那一部分。

韩牧：项目立项之前为什么会选择棒球，而不是更大众一些的项目？

许慧晶：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当时大家都在题材，然后可以跟社会议题一定的连接，并且它在这种市场的可能性上还有很大想象力。

所以说在选择的时候也做分析，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载体都是对，然后再加上我当时那个状态，那个时候我的孩子三岁，我也会面临这么一个去选择载体的端口，对我的兴趣点与关注点。刚开始我们在广州那边选了一个登峰街（越秀区）。

一般登峰街是黑人的聚集区，然后当时是在登封街有个“足球队”，而这个足球队有来自各种国家的美国、伊拉克、伊朗等，很多不同国家的小孩组成了一个街道的足球队，然后我们最开始拍的是他们。但拍着拍着发现就不行，他们这个球队也不是很能踢，没有那种正规比赛的张力，延续性比较差。更主要的，这些老外在国内活得挺好的。

这有点让我找不到方向拍，说到底要说啥。

后来就是一个机缘关系，就找到“强棒”了（专注于棒球的公司，成立于2015年），因为“强棒”它怎么说，它还是有一个关联，然后找到之后去看了一下，觉得挺好的，第一次去现场看就觉得符合那种想象。

这样一个贫困孩子的群体，然后拥有体育的一个基础，而且人物都来源于不同的区域，你就觉得这个地方它非常符合你所有可以想到的。

韩牧：跟之前足球队相比，会让你以及你的团队比较兴奋的一个素材。

许慧晶：嗯嗯。其实去看了之后就直接开始拍了，它没有一个调研的阶段就直接开始做。我们确实比较兴奋，也比较确定。

韩牧：你一看，这个感觉就是有的。

许慧晶：因为那会儿也正好就符合我们想要表达的。

韩牧：既然符合你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个纪录片怎么会拍那么久？

许慧晶：其实算正常的，纪录片的前期都在一年到一年半，三年的周期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可控的周期。

韩牧：所以纪录片的门槛还是挺高的。

许慧晶：其实也还好，你说你做个故事片，加上你的后期筹备拍摄发行，现在你也不得一样。

长聊｜导演许慧晶：体育是社会、是人以及轮回

▲《棒！少年》制作组在纪录片主角马虎的家里拍摄。

韩牧：你刚才提到你当时拍片的时候孩子三岁，所以看到马虎这些小孩，你在拍的过程中会怎么看待这些群体？

许慧晶：感觉你会发现你经过了一个轮回。

韩牧：这种轮回是什么呢？

许慧晶：当你有意识有思维的时候，你小时候所看到的东西跟现在在发生一个重叠，特别是在农村会很明显，出去的人出去、留下的人留下了，这是一个轮回。就是你6岁左右有意识的时候，现在你的朋友你的那些发小，再然后去看现在孩子的6岁左右，跟之前好像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一个轮回。

韩牧：它本质的东西也都没有改变。

许慧晶：它面临的问题是差不多的，但是可能也许更严峻。

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你不会面临到什么留守什么的，对吧？但是现在的问题它就是农村是空的对吧？你的子女的这种关联这种联系，而这个东西它并不远，你身边的人都是那样的？出去打工什么的产生一些情感的问题，你就不用说是出去打工的问题，你在城市里面生活，你有多长时间能陪小孩吗？早上起来的这个周六周日，然后晚上回去小孩睡觉，早上你们把他送一下，我是每周都去接他，3点多就接，对找点时间积极送。

我觉得其实城市跟小时候感觉面临的问题差不多，大家并没有那么多时间。

韩牧：中国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勤奋的，也是比较疲惫的。

许慧晶：这是一方面，它可能还是跟你生活节奏有关系，也就是你不得不离开你的家乡，你不得不。

韩牧：为了生活，选择权并不多。

许慧晶：是吧？这是因为大家都离得太远了，他没办法去就地就业，或者说比较近的选择就业。

韩牧：像我们小时候就喜欢篮球，或者像马虎这些小孩或者对吧，他们去练了棒球是不是能给他相当于一个替代品，至少陪伴他的童年成长怎么样。

许慧晶：咱们这是被动的。

韩牧：对，我们如果刻意去强调它过多的意义，好像也挺矫情的。

许慧晶：因为它不是一个主动选择，它是一个被动选择，对你的家庭没办法让你选择了这么一个是可以吃饭，可以生存，可以拥有未来的这种运动。

韩牧：更可能更直接的就是生存，因为它好像没有别的可选。

许慧晶：在那个时间段内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选择。

韩牧：所以你看同样一个事，可能不同的家庭比如说练棒球，它的群体就完全不一样。对中产阶级来说，棒球可能就是很精英的东西，你在拍这些东西的时候，怎么去准确表达？

许慧晶：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纠结的，而是说你如何去把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比较准确的传达出来。在前期拍摄时，我们会留好多线索、好多种可能性，然后到后期的时候剪辑就是做减法。

你要把你的信息量减到最低，你要把你想要表达的东西集中到某个点上，你要讲对那个时候相对是跟上趋势的。

有些东西它还在于你可能在前期的时候，也许你都没有发现，你在后期的时候才意识到重要性。特别是像成长的东西，我们拍摄小孩子的一年这种成长更快，虽然很快，但是你在拍摄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日常，那小孩一会好了、一会坏了、一会听话。

对他很“反复”，然后你可能就很容易看不到他的成长。你可能都发现不了它脸型的变化，但是你后期在做剪辑的时候就会发现刚来的时候脸长这样，过了3个月长这样了，过了6个月长那样了，小孩长得特别快，最后发现长得都不一样。

韩牧：这种蜕变在拍摄时可能感觉不出来的。

许慧晶：不太能感觉到，因为太日常了你会“掉”进去，但是你在后期在提炼的时候就会发现变化很大，主要它其实还是一个你的发现能力，你到底能不能意识到那是成长，或者说是你如何去理解成长。是靠他飞上天去的，是成长，还是说是他在潜移默化上面，你如何抓到我们成长变化？

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你带来一个鸡蛋的故事，大家只能看到一个事实；但你若带来一个破壳而出的鸡的故事，这就是关于生命的故事。”

这就是那种什么时候（出现）本质的变化。

其实这里面它也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只是呈现了现实，还是说你呈现了一个一个在现实基础上看到的。

韩牧：一种可能性。

许慧晶：看到人性的一种，有一种可能性或者一种光芒的东西，我不是说我只是呈现问题。

你得通过你的影片，虽然大家都说纪录片可能是国家相册，是留给后人看的，我们有没有可能说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在当下就能去产生一些可能性。我们为什么非要让它变成历史呢？变成相册，它有它的意义，但是问题是对当下来说，对你所拍摄的群体来说，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的生活还是照样的，他面临的苦难还是这样，他面临的问题还是去体验。

韩牧：你的这些思考主要受哪些影响以及怎么植入自己的作品中？

许慧晶：这可能是我们受当代艺术的影响（毕业于广州美院），我们所做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如何把概念、观念的东西融入到日常里面去。

韩牧：上映过去整整一年了，怎么评价《棒！少年》？

许慧晶：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起伏或者变化，可能也是受当代艺术这一块的影响。我们还是把它（《棒！少年》）当成作品，当成一个表达的载体，就走了。

其实，做完之后就像那种上映的时候，跟我们并没什么关系。他就是一个我们画一个画一样，我们还是把自己定义成艺术家的。

韩牧：一旦作品完成，就跟生产者没有关系了。

许慧晶：它就是在市场上怎么样，那是人家出品方的事情了。

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对吧？我们只需要把我们想要表达的，我们想要去呈现那个东西（表达出来），然后把它按照我们所想象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方式把它呈现好。

你后面怎么样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那种关注。但是说他在影展或者说票房当然希望更好一些。

大家都是希望（更好一些）的，特别是票房（成绩）这个，因为你怎么说，虽然我们是在做表达性的东西，你还是要为人家投资方考虑退出，因为这里面跟我们关系也挺大的。你的成绩表现越好一点，我们的这种持续性就更好，不然他们也不敢投资了。

大家稍微有点可能性看到一些希望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还有的玩。还有对要满足这种表达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我还能收回成本，其实很重要的。要不然你这个都没有良性，大家做一下尝试一下，然后时间周期又很长。

韩牧：一个片子一弄三五年，很多精力搭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