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体育圈的丑闻和自我反省让体育咨询公司（The Sports Consultancy）与探索公司（Quest）一起成立了全球体育调查组织（Global Sports Investigations），该机构宗旨是在体育圈实行强有力的第三方独立调查。SportsPro与该机构背后的重要人物进行了对话，想听听他们为何会产生这些具有改革潜力的想法。
▲GSI的创建团队
公正地说，2017年，体育圈意识到自己真的需要花点时间好好审视一下自己了。
长达数年的贪腐丑闻不断发酵，国际足协的官员和2016里约奥运的组织者正在接受大面积的犯罪调查；俄罗斯整个体育圈的舞弊屡次登上头条，他们被字想要削弱、侵蚀并规避兴奋剂检测手段，而此次重大的丑闻的背后是强大的俄罗斯国家机器。最终在2017年12月，俄罗斯奥组委收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全面禁令。
而英国的某些体育机构则被指控对兴奋剂管控过于宽松，运动员欺凌和种族歧视现象也时有发生。自行车手洁西·瓦尼什（Jess Varnish）和女足运动员艾尼·阿卢科（Eni Aluko）纷纷发声，但教练和管理层却为了金牌考虑，违反规定压制了检举的声音。最让人揪心的是，从2017年年初开始，大量儿童性侵事件从英国体育圈爆出，最终以密歇根州立大学和美国体操队队医拉里·纳赛尔（Larry Nassa）的惊天丑闻告终。他曾多次利用治疗的时段对年轻的女运动员进行性骚扰，她们之中很多还是未成年，种种细节让人脊背发冷。
丑闻不断被揭露出来，从政界到文化界再到好莱坞的娱乐工业，各行各业的人们鼓足勇气说出自己曾被大人物骚扰乃至侵犯的经历，人们对公共监督的愤怒与质疑蔓延到了其它多个领域。
体育咨询的联合创始人和总裁罗伯特·达特诺（Robert Datnow）在去年12月说道：“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次社会舆论的变化，运动员、各大品牌和体育项目的代表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交流。这种方式更加直接、更加迅速，而且传播的范围比以往要更大。”
▲作为反抗人群的一员，艾尼·阿卢科表达了对于管理层言行的担心
“这样的浪潮前所未有，体育圈也无法置身事外。任何有不满的地方，无论是选举舞弊、滥用兴奋剂，或是操纵比赛，还是更加敏感的领域，比如儿童保护、福利缺失、校园欺凌、性骚扰，我们从体育圈之外的事件中了解到，只要人们遇到了害怕的事情，向公众揭露罪恶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当人发现揭露者并没有遭受个人风险时，其他人也会举起手来说’我也是！’”
“在如今时代背景之下，体育行业的盈利能力越来越高，但正所谓‘得到越多，失去越多’。财富自然会导致更多阴暗面的侵袭。而一旦调查从某个体育项目开始之后，其它项目马上也会面临同样的质询。公共资金对体育的支持正面临信任危机，恰恰需要提高透明度和更好的管理。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管理标准，有责任发布具有公信度和权威性的调查报告。我们还有专门的欧洲管理议会，以决定哪些体育项目可以自治，而哪些必须接受外部管理。”
体育法律咨询（The Sports Consultancy Legal）是这家位于伦敦的的体育服务机构下属的专门从事法律实践的公司，该公司与民间调查公司Quest探索一道成立了GSI。这个新组织的宗旨是为咨询者提供具体的顾问意见以及具有针对性的可实操的调查服务。
“我们已经觉察到了目前的社会舆论浪潮。此外我们还观察到，当体育界的案件涉及到上述的社会性话题时，目前会可行的参与方法，要么是让皇家法律顾问或者法官牵头，要么是在我们认为需要的时候让警察局一起介入。”达特诺解释道，“这两种调查方式各有利弊。我们认为需要将不同调查技巧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给体育行业提供点对点的服务并解决争端，才能给体育圈带来实质上的改变。当然，这样的意义也使得我们需要在每次调查开始前停下来认真思考，了解这项运动的本质和管理者想要达成的效果。”
Quest在体育行业背景深厚，接手的案件领域包括F1、斯诺克、国际马术联合会以及英超联赛。Quest的主席洛德·史蒂文斯（Lord Stevens）曾是伦敦警察厅厅长，经验丰富。他还曾主导过对英国重大公众事件的调查，比如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和北爱尔兰安全部队的勾结，甚至震惊世界的戴安娜王妃之死。
对洛德·史蒂文斯来说，建立GSI有一条基本原则：让以上两种不同的核心调查技巧合而为一，从而推动调查的顺利进展。
洛德认为：“不管是谋杀案还是我目前经手的一些牵扯到不同国家利益的幕后调查，对调查人员来说，最好的实践就是认认真真完成一系列艰苦的工作：聆讯取证、在不同的场合下逮捕犯人，与检察官、财政部顾问和诉讼律师达成一致。”
“没有其他捷径可走，这是警方通过多年的实践经验所证明的最为行之有效的调查方法。这么说吧，调查越重要，越需要做大量琐碎而庞杂的工作。”
▲洛德·史蒂文斯是伦敦警察厅前任厅长，经验丰富，目前是GSI主席
GSI项目还被体育管理部门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不断暴露出来的缺陷所启发：管理者要么就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进行内部整顿，要么就与圈内的权威人士关系太过紧密，无法保持客观理性的审查姿态。
达尔诺说道：“说到全球性质的体育组织，其实跟我们接触过的政府机构和各类非政府组织大同小异，即一旦有事件需要调查，这些管理部分都会向他们所熟识的人士寻求帮助。他们会找自己的律师，他们会找政府的官员，或者他们会依附于早已成型的内部机制。”
但洛德·史蒂文斯坚持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远远不够的。
“调查是必须要做的，但是要交给独立、可信的第三方来做，如果做不到，还不如不要调查。因为在我看来，体育的未来正处在危急的拐点之上。”
缺乏独立性只是众多体育案件调查的弊端之一。体育法律咨询的主管阿什利·布莱克（Ashley Blake）解释道，许多调查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因为负责人从一开始就搞不清楚目标。
“在调查启动之前你就应该思考：究竟想要达成什么目标。你的组织受什么样的规则约束，你想要实现什么目标，调查预算是多少。必须极其小心地划清你的调查权限，确保你的工作清晰明确、焦点专注。同时，你的工作又要保持足够的灵活度，以便在不断涌现的证据使你出现路径偏移时回到正确的方向；调查的范围不能太大，这样才可以保证其进度，而且让成本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这样的一个思考过程十分重要，必须在调查开始前就在你的脑子里建立起完整的框架，从而在得到有效信息时明确推动调查的进展。但遗憾的是，这个思考的过程常常被人忽视。”
“调查范围的最初划定需要咨询顾问和法律专家的意见，与此同时又需要将权责边界明确地告知一线调查人员，好让他们清楚地认知到自己的权力和限制。”
侦讯和调查过程中，人的因素也很重要。此外，你还需要获得清晰的洞见，这些要素都足以让你更容易地找到正确的结论。布莱克说道，“除了对体育知识的深刻理解，接触到该领域的顶级专家同样无比重要。不管是你在调查儿童保护案件、运动员福利案件还是反兴奋剂案件，你都需要专业的指导意见来予以辅助。”
洛德·史蒂文斯回忆起他在负责北爱尔兰案件的过往，对业界专家的建议保持开放的态度当然尤其积极意义。洛德说，“你得听取事情的进展、采纳建议。千万不要傲慢地自以为是，从不知道吸取别人的观点。”
但尽管如此，布兰克也坦承，对于调查机构来说，仅仅了解到丑闻或者争端的真相，并且整理出纠正性的建议，这些也只不过“是成功了一半。”
“这就是许多调查机构被绊倒的地方。这些组织可能确实进行了非常非常彻底的调查研究——甚至在某些案子上花费了上百万英镑——但是，整改的建议从来没有得到过执行，对案件结果的思考也从来没有转化成行动。”
“因此，从最开始就要好好想一想，我们到底想要实现什么，我们到底要做出哪些实际的改变，这些想法对于推动整个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要起草出规章制度的修改，协助机构内部进行结构性的调整，甚至于在必要的时候给予惩罚、建立健全监控检举机制，确保问题一旦再次发生，人们可以更加轻松快捷地予以处理。当然，如果把这些都落实到位，你大概也就不用担心一而再出事故的情况了。”
英国议员、GSI咨询师理查德·卡伯恩（Richard Caborn）在上届工党政府执政时期曾经成为了英国在任时间最长的前体育大臣。他就对以上的观点赞同有加。他认为，恰当地执行调查所提出的意见正是“推动一项变革”和“进行一次侦讯”最大的不同之处。
卡伯恩说道：“这就是中断的根源，人们在调查之中付出了辛苦和努力，已经触碰到了要害所在，但却没有彻彻底底地扫除弊病。因此，我认为善始善终这四个字尤为重要。因为你进行了危机公关，你雇佣人力进行调查，你耗费脑力得出成型的建议。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把问题从头到尾反反复复地研究透、解决透，然后心安理得地说上一句：‘好吧，到此为止吧，伙计们！全都搞定了。”
卡伯恩坚信，体育可以给人们榜样的作用：“周六晚上职业赛场发生的改变完全可以在周一的校园操场上再现。”
不过对于各大体育组织来说，进行内部整顿，首先还是因为一些有形的激励，比如维持住大品牌和转播商的赞助费用。
“例如，在国际马术领域，当我们进行调查时，赞助商就会考虑是否终止赞助。”史蒂文斯回忆道，“老实说，要不是我们最终查出了腐败的元凶，那些赞助商们全都要跑得远远的了，更不用说这项运动的信誉了。”
而对于英国的政府部门来说，还有一件事必须要注意。Quest体育诚信部门的总监艾迪·马什鲍姆（Eddie Marshbaum）也解释道：“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所有人都要服从新的英国体育管理准则的规定，如果某个体育项目不愿配合，从业者就拿不到相应的公共资金。”
2016年10月，新的管理方法由民间资助组织“体育英国”（Sport England）和代表官方的英国体育局共同发布，2017年4月正式生效。新的方法中包括有对体育组织多样性和透明度的官方指导意见，以及鼓励各组织面对新时期的挑战积极采取框架性的改革措施，更不用说对于大幅增加的体育贸易所增补的若干规定了。类似的多项原创政策旨在让政府和体育组织的管理分工更加清晰。
在担任英国体育大臣时，卡伯恩亲眼见证了作为欧洲“三驾马车”的德、法、英三国在没有大国势力干预的情况之下帮助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获得了世人公认的监察权力，但与此同时，他也强调了独立组织要确保与国家政府保持协同的重要性。
“显然，制造友好合作的氛围比制造矛盾与冲突要容易得多。从制度的层面保证的独立和透明，每个人都会相信。我们想和GSI一起努力实现的，正是这种纯粹的独立性和尽可能的透明度。从而让体育组织在无论何时发现何种弊病和问题之时，都可以对我们完全坦诚相告。”
“当下，体育机构和各协会都遭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政府、商业伙伴以及电视转播商都对他们说：‘我们想要干净的比赛。’”
▲理查德·卡伯恩，是英国任期时间最长的体育大臣，现在是GSI的咨询师
让体育组织保持自我反省的姿态是一个考验，当然。但如果涉及到更微观的层面上，让每一个从业个体对调查彻底坦白则是另一个不小的挑战。体育是一张熟人关系编制而成的大网，队友之间的情感纽带、运动员和教练之间的紧密联系、联赛和赞助商合同的签订。从这些复杂的关系之中找到突破口往往是独立调查能否有所收获的关键。
“所谓调查，就是取得人们的信任，让他们愿意对你说真话，”洛德·史蒂文斯表示，“在马术界，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检举网络。人们找到你，基于他们对你的信任揭露一些事情，这些人不希望把自己牵连进去。另外，他们知道你会认真对待并处理他们的消息。在这些情况下，你就必须取得别人的信任，如果你得不到新任，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达特诺认为，GSI式的调查还有一个优势：通过建立一个自始而终、相互关联的取证过程，GSI能够让更多的参与者依据保密条例曝出更多证据，让罪恶无从遁形。
达特诺还补充道：“风险也是存在的，特别是当你让公检法部分介入时，按照《信息自由法》的要求，这就意味着一些敏感信息将进入公众视野，尤其是媒体可以充分审视并分析这些信息。GSI调查和审核的作用之一就是做出保持独立、互不相干、绝对私密、司法公正的裁定。”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构建一个程序正义的调查流程也会给敏感信息提供一个合适的讨论场所，否则敏感信息很有可能会通过其他途径流向公众视野。
洛德·史蒂文斯说，“我们奉行的原则永远不会改变。老实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人们需要明白的一点就是，不应该有‘秘密’这一说。甚至在我看来，从来就没有什么公事应该成为秘密。”
卡伯恩补充道：“你必须对自己的委托人坦诚。如果你读一读加西亚报告（该报告由美国律师迈克尔·加西亚编撰，最终成为对世界杯申办过程中贪腐指控的有力材料），就明白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有些人以为可以隐藏在加西亚背后，永远不会被推向前台。事实上，你不可能做到的。当然，这部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加西亚报告，其作用和影响范围远比想象中要大得多得多。FIFA的多名官员如今都面临贪腐的指控，而他们原本以为自己还可以做一个勇于揭露组织黑幕的“污点英雄”。
至少在英国，从媒体业到公检法的表现都说明，运作良好的行业调查所蕴藏的巨大的改革潜力。而越来越多的信号似乎也预示着正在发生的改变。
马什鲍姆补充道：“尽管在过去，传统的工作模式是客户让我们调查什么我们就调查什么，丢下建议，然后客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我们的经历，以及近期我们所完成的工作都表明，这样的调查方式同样正在改变。”
“我们最近的一些项目给我留下的印象与以往截然不同：‘是的，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调查了，但是现在我们想要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审视，我们想从证据带我们达到的位置顺藤摸瓜、继续深入，我们要弄个水落石出，我们要查个底儿掉！’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最近才出现，而且已经开始改变体育圈了。而体育领域的变革又可以反映到社会和商业的其他方方面面，现在的情况与过去已经多多少少出现了不同。”
接下来，除了继续寻找市场上的商机，GSI团队还希望自己的调查能带给社会一些更深层次的意义。
“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体育占据着人类社会一个极其特殊的地位，无论是从商业层面还是社会生活结构层面都是如此。而我的看法，我对这一切的感知就是，我们要确保提供给体育高度结构化的系统服务，并帮助从业者保持体育的干净清白，不被污染。”卡伯恩说道。
“的确，我们身处的世界复杂多变，但是我们所追求的事物却很简单。我想无非是这样的，我们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这是一群能够完美契合21世纪体育管理的要求，并能够进行独立调查的人。我想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追求的是贯穿始终的效果，可以将各种类型的服务整合起来，并且能够满足全世界的政治家们对于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的体育组织不同的管理需求。”
“所以，这就是驱使着我的源动力，我想它也会惠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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